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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世界銀行中國和蒙古局局長杜大偉—— 杜大偉（david dollar），紐約大學經濟學博士，達特默思學院中國歷史和語言學學士。他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系任教，并在生產率增長、技術轉讓和東亞發展等領域發表過大量論著。1990年，杜大偉到世界銀行工作，擔任亞洲地區的經濟學家，在越南的穩定化和市場經濟轉軌期間為越南政府提供經濟政策咨詢，并負責編制了世界銀行協助越南轉軌的第一個國別援助戰略。之后，他還曾擔任世界銀行發展研究局局長，主管世界銀行在投資環境和經濟增長領域的研究工作，參與編著了世界銀行報告《全球化、增長與貧困》和《評價援助》。2004年7月至今，任世界銀行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中國和蒙古局局長。 記者：非常感謝杜大偉先生接受《中國金融》雜志的采訪。2008年全球經濟金融劇烈動蕩，回顧過去，對2007年以來次貸風波引起的金融危機應該做怎樣的反思？2009年的世界經濟前景將會怎樣，您對中國的應對措施有何建議？ 杜大偉：最近的金融動蕩的確給了我們一些深刻的教訓。過去十年來，我們開發的很多復雜的金融工具，在美國等一些主要經濟體沒有得到很好的監管，也沒有規范的場內交易市場。層層衍生，沒有人知道這些金融產品究竟有多少風險，事發之后才發現，它們的風險程度要遠遠大于成熟的市場參與者的心理預期。所以，第一個教訓就是要重新審視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的監管體系，在金融創新指數型發展的同時監管絕對不能有一絲滯后。 第二個教訓是，我認為主要經濟體--美國、中國、歐盟和日本--之間并沒有默契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加上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聲音長期不被重視，由此造成了目前的危機更趨嚴重和匯率不穩定的情況，從最近的趨勢看，金融危機進一步自我實現和威脅全球實體經濟的可能性很大。 2009年是全世界經濟面臨嚴峻形勢的一年。世界銀行預測2009 年加權平均全球gdp增長率將降至1%左右，下滑幅度遠遠高于2008年，并直到2010年才會復蘇。同時，世界銀行還預測全球實際進口貿易增長將從2007年的7.4%降至2008年的5.8%，而2009年將會出現自1982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隨著全球經濟衰退而再次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也對各國經濟的恢復帶來了影響。 中國的出口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而增速減緩，這一變動又會對本國的其他經濟部門造成連鎖反應。為了應對目前的困局，中國已經開始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組合拳也頻頻出擊。世界銀行一直認為，中國能夠為全球穩定所作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自身經濟的良好增長，因此中國政府為刺激國內經濟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贊揚的。我認為，2009年，中國可以繼續出臺一些積極措施，擴大在醫療衛生、教育、基礎設施方面的資金投入，落實減稅計劃，以此抵消危機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不利作用，更有力地助推世界經濟的恢復。 記者：近年來出口行業壓力很大，我們也開始對過去很多年來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認為結構調整是免不了的了，但是如何把轉型的風險最小化？您認為怎樣能夠將穩定就業與經濟轉型和諧統一起來？ 杜大偉：實際上，早在2008年之前，中國經濟部門由出口主導向注重內需的轉變已經自覺地開始了，對此，我很贊成，因為這是符合中國經濟的長遠利益的。問題在于這個過程是不是超速了。假設大批制造業工廠倒閉，大量工人失業，內需的提高就將面臨很大的壓力。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個別地區問題確實比較嚴重，但不同產業之間是存在差異的。例如，雖然輕工產品（包括玩具和紡織品）出口增幅急劇下降，但有著更高附加值的機械設備類出口增速卻保持在一個理想的水準，電子類產品的出口態勢也不錯。這種行業差異顯然會對某些區域造成較大影響，如傳統上輕工制造業聚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實際上，在最近的幾次全球經濟下滑當中，中國的出口增速均有大幅下降，但市場份額卻有所上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部經濟下滑對出口的不利影響。 不過，我們還要看到，外來沖擊造成的被動性轉型對于外貿部門的影響是長期的，因此，政府應該早做準備，在制造業形勢急速惡化的情況下，迅速加大針對出口部門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解決中國的生態環境、農村公共服務等頭疼問題也需要大量的政府支出。有選擇地平衡國民經濟各部門、使經濟增長方式向內需方向轉型，在維持必要貿易水平的同時，引導外貿部門資本和產業鏈延伸到內需、民生、農村等方面，協調和連結內外發展，這是中國在處理危機的同時獲得的一個機會。政府應該利用一攬子刺激政策的機會推出更多的結構調整措施，包括能源和資源定價機制，醫療和教育，社會保障，金融改革，以及制度改革，在更大范圍內促進就業，實現社會和諧與發展。 記者：這次的金融危機和上世紀末相比有一個類似的地方，中國都是在實現經濟"軟著陸"之后，遭遇外部沖擊，進而啟動刺激內需措施的。但目前外部需求疲軟，國內投資進入周期的下行階段，房地產市場回調，在這多重壓力下，如何啟動國內消費，從而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呢？ 杜大偉：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出臺了一系列積極財政政策，旨在推動內需快速增長，效果雖然可能不是很顯著，但確是必需的一步。雖然經濟增長速度不可避免地有所放慢，但正因為這些及時的措施，中國沒有緊隨亞洲其他國家走進經濟衰退。中國的實體經濟已經通過廣泛的對外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完全融入了世界經濟，因此不能逃脫這次全球經濟下滑的影響。例如2008年前十個月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大幅減緩，gdp從2007年第二季度的年同比增長12.6%降至2008年第三季度的9%，而同期工業增加值增長的放慢更為顯著。財政政策刺激就是要確保這樣的下調不會太陡峭，確保經濟增長能維持在一個穩定健康的幅度內。 具體到提高內需的措施，我認為中國政府不必刻意地去提"救市"，包括股市和樓市，而是應該對這些市場的運行機制作必要的審視并予以微調。例如最近將住房抵押貸款首付比由30%調整至20%就是一個很明智的辦法，還有對個人銷售和購買住房暫免征收印花稅，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宏觀控制的成果，同時降低了首次購房者的標準，使房地產市場的需求不至于下降過速。如果中國能謹慎、及時地選擇這些積極政策，那么在全球經濟景氣不斷下滑的同時維持一個不錯的國內局面應該是有很大可能的。 另外，為有助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制訂和協調，各方面的支出計劃和資金安排信息應有較高透明度。從公共財政的角度說，最好盡可能地通過正常的財政政策程序撥付有關資金。透明度對評估有關政策的有效性也十分重要。 記者：促進私營經濟與中小企業發展也是世界銀行所一直都在推行的工作，目前中國的中小企業發展遇到了困境，您對它們走出困境，進行產業升級有何建議？ 杜大偉：中國的很多中小企業現在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需求的匱乏。對于那些出口導向型企業，政府很難在短期有效地幫助它們開拓需求領域。那么，這些企業怎么辦？它們只能轉往國內市場了，而這也正是目前很多中小企業正在艱苦地嘗試的路子。所以說，維護和開發國內市場是政府為中小企業提供支持的最重要的工作。在這個基礎之上，除了盡快出臺針對中小企業和轉型企業的減稅政策，政府應該支持銀行業繼續研究針對中小企業的金融工具創新，鼓勵那些便于企業資金流轉和降低企業交易成本的金融服務產品，盡快解決近期中小企業資金鏈不穩定的問題，使其恢復發展的元氣。 另一方面，刺激內需的一大工作就是要注重服務業發展和消費的增長，創造更多的城鎮就業。通過提高工資和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消費在經濟中的作用才能可持續地上升，這也是政府的一個主要目標。長期以來偏重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因此它們既是積極政策的受益者，也是數以千萬計的促進收入和消費增長的微型引擎。 記者：世界銀行《以農業促發展》的研究報告中有不少新的理念與世界各國的經驗，根據世界銀行多年的實踐探索，對于目前中國正在進行的農村改革發展問題您有何建議，請您介紹一下世界銀行是如何推動中國"三農"發展的。 杜大偉：最近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項旨在推動城鄉一體化平衡發展的政策文件。世界銀行認為，這些新政策反映了中國解決農村發展問題、縮小城鄉差距的決心，將給中國農村發展帶來積極的影響，為提高農業生產力、加強城鄉之間人員流動、建立一體化的土地市場和增加農民收入打開了通途。為了有效實施這些新政，可以考慮如下后續措施：進一步修訂涉及土地的有關條款，完善法律框架；在全國進行土地登記有一定困難的情況下，可先期進行農村土地登記的試點；要密切關注可能出現的土地集中對農村居民生計和社會穩定產生的影響；切實增強農民對中央政策變化及其自身權益的了解；并可就允許農民使用土地作為貸款抵押、提高農民宅基地的市場流通性等新做法進行試點。 世界銀行和中國在農村地區經濟開發方面一直有很好的合作。我們合作支持相關的農業技術開發，這是中國一直以來的強項；對鄉村公路、用水和衛生設施的改擴建，我們給予信貸支持；我們共同致力于中國農村醫療教育事業的發展；我們還通過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的私人業務部努力推進農村金融體系的建設。以上是我們農村事業的四大支柱，我們力爭走出一條提高生產效率、積累人力資本的有效路徑。 另外，中國的農村人口數量仍然太大，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還要持續很久，并且這也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過程。一方面，人口轉移提高了整體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為農村地區的農業產業化和技術改良提供了機遇。世界銀行最近有一個新計劃，旨在幫助遷入城市的農村人口學習技能和尋找合適工作。 記者：從歷史來看，美國房地產價格的調整一般都會經歷3~4年低迷期，您認為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未來的走勢會是怎樣的，美國的經濟又會在何時重現活力？新興市場國家又當如何才能夠最大限度地擺脫發達經濟體的不利影響？ 杜大偉：美國的房地產市場何時回暖，美國經濟何時企穩，這都很難明確預測到。美國多年來消費過度，借債過多，需要一定時間來積累儲蓄，消化危機的影響。同時，美國需要減少進口，讓出口部門再展活力，這也是一大變局。我個人認為，美國經濟在2009年乃至2010年都將延續目前的困難形勢。對于很多中國企業而言，最嚴重的問題在于，美國以后可能再也肩負不起過去這些年來一直擔當的最后需求人的角色了。中國必須果斷改革其經濟增長方式，將立足點更多地放在國內市場上。這樣的調整無疑是很艱難的，也是很痛苦的，但最后的成果將是一個資源消耗理性、生產緊扣內需的可持續增長。 全球經濟衰退對新興市場國家影響很大。目前，雖然金融市場已暫時趨穩，但仍有一些國家還需要一定的國際支援。只有這些國家的財政政策能夠保持穩定，救市援助才能作為投資得到必要的回報。依我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保持世界貿易體系的正常運作。如果中國能進一步開放，提高進口需求，世界經濟的調整就更為容易一些，中國的外匯儲備壓力也就會減少。同時，進口的快速增長也為出口部門的轉型提供了一定的緩沖。 記者：您認為長期來看美元和人民幣的匯率走勢會是怎樣的？國際匯率穩定機制的建立是否可行？ 杜大偉：美元的走勢目前雖然不明朗，但鑒于美國在進出口方面的考慮，總體趨勢是在未來一兩年里保持低調，并有可能繼續貶值。人民幣的繼續穩步升值，從客觀和主觀上看，都有一定理由，雖然最近這個趨勢有點不明顯。一方面，對外國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增加，進口可獲更大市場空間；另一方面，全球資本價格驟降，中國企業可涉足國外投資，沿國際化路線獲得更大發展。 長遠來看，我支持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一個穩定的匯率機制，但是我認為這樣一個機制的形成更多的是有賴于四大貨幣區--美元、人民幣、歐元和日元--能協商它們的宏觀經濟政策。拋開了政策協作這個前提，僅僅在貨幣市場進行國際干預，則很難實現匯率的長效穩定。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匯率和資本流動都是表象，糾結于這些并不足以治本。 記者：作為一名長期研究亞洲經濟問題的專家，你能否談一下對中國和日本工業化道路選擇的看法，中日兩國各自有什么樣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對發展中國家有什么借鑒？ 杜大偉：我認為中國和日本在發展的路徑選擇上給予世界的經驗和教訓都很豐富，兩國之間也可以相互借鑒和學習。在工業化初期這個階段，中國的開放程度甚至比日本還要高，尤其是在吸納國外直接投資方面。中國的生產力提高和技術升級的速度也大大超過了日本當年。不僅如此，中國還向世界展示了發展中國家應該如何借助全球化進程實現高速增長。在我看來，與中國相比，日本在工業化道路上的一個最主要的優勢便是它在全民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投資非常有效率。 談一談這兩國的教訓。日本的銀行被監管得太死，長時間內處于競爭嚴重不足的環境下，上世紀80年代，當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后，銀行業一蹶不振，十年內被呆賬困擾而未能恢復正常信貸，造成了日本經濟的長期低位運行。我個人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工業化進程直到2000年左右的時候都堪稱完美，之后，經濟似乎更多地開始依賴出口需求增長和能源等投入品的低成本，結果就是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嚴重以及出口行業產值占比居高不下。目前世界經濟開始冷卻，中國應該反思這樣的增長模式，把注意力重新轉回到提高內需方面來。這樣的調整階段不失為一個機會，中國可以放手解決一系列環境和社會問題，進一步深化改革，努力使國民經濟在環境友好度和戰略階段性方面實現可持續增長。（記者 林鐵鋼） 來源：中國金融lis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