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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管著四家知名公司（特斯拉、民用航天火箭制造商SpaceX、隧道交通公司The Boring Company和家用太陽能板公司Solar City）的伊隆·馬斯克 (Elon Musk)與Facebook的創辦人兼CEO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懟起來了。

馬斯克稱，人工智能是對人類社會的“根本性存在威脅”，并且在2015年就與霍金一道預言，人工智能軍備競賽已經開打。但是，扎克伯格稱，“人們總說人工智能在未來會傷害人類。的確，科技可以被好人也可以被壞人利用，人們需要對怎樣打造和怎樣使用科技非常小心。但有些人以此主張減慢人工智能的研究開發，我覺得這種言論真的非常可疑，我真的無法理解。”

馬克斯與扎克伯格的互懟并非全是針鋒相對，其中至少還包含了一些相同的東西。例如，兩人都認為，技術的應用有好也有壞，關鍵看人們如何對待。但是，這種相似還是有區別的，至少包含兩個層次。一是，即便二人認為技術具有雙面作用（雙刃劍），在扎克伯格看來，技術的負面作用是次要的，但在馬斯克看來，技術的負面作用卻是致命的。所以，二者的相似并非是半斤八兩，而是差異較大。

第二個層次的差異則有些巨大。扎克伯格認為，即便人工智能可能有害于人類，也不能減慢對其研發和利用。但馬斯克則認為，由于人工智能對人類有極大危害，從現在起就需要對人工智能的研發和利用保持警惕。

這種差異可以用英國技術哲學家大衛?科林格里奇在其《技術的社會控制》一書的一種觀點來解釋和引申，而這個觀點其實是被很多科學哲學研究人員所認同的，即技術的控制困境或科林格里奇困境。一項技術的社會后果不能在技術生命的早期被預料到。然而，當不希望的后果被發現時，技術卻往往已經成為整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一部分，以至于對它的控制十分困難。

技術的控制困境可以用更為通俗的例子來解釋，當一件東西或一項技術在被創造出來時就像一個在火塘邊烤出的香噴噴的山芋一樣，當有人想要更好地食用和品嘗其美味而將其剝掉外衣時，山芋掉入火塘內（無論是不小心，還是因為燙手抑或其他原因，山芋都必然會掉入火塘），全身沾滿灰燼，拍也不是吹也不是。可以想到的解決辦法要么忍痛丟棄，要么是用刀切掉四周。后者盡管還會讓山芋有一點灰，卻還可食用，只是可食用的份額已經減少。也就是說，如果陷入技術控制的困境，要么是這項技術被棄用，要么是改良。

現在，出于擔心，馬斯克提出要對人工智能預以特別警惕，就是考慮到，需要提前對人工智能置入可控的程序或開關，以便在出現危機時能夠管控技術的危害。但是，扎克伯克卻是另一種想法，人工智能當然像其他技術一樣，可能對人類有害，但不能因噎廢食，而是要盡快發展，出了問題，再來考慮解決的辦法。所以，馬斯克可以歸為預防論者，而扎克伯格屬于事后解決者。

這兩種看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式當然各有長短。預防論者是未雨綢繆，但是難以準確地發現和解決問題；事后解決者是不拿未來的問題來束縛自己，前進的步子會走得很大和很快，然而一旦出現問題，要付出的解決問題的成本就會很大。

如同人類文明的發展一樣，人類科技的發展也基本上是出了問題再來解決問題，而不是提前預計有什么問題，像諸葛亮那樣提前預知并想到解決問題的錦囊妙計的先知是少而又少。所以，二人的爭議似乎無解，只能是對人工智能的發展走一步說一步。因此，人工智能的發展就必然會遇到一些可能遇到的難題和危機。具體可以表現為幾個方面。

一是人工智能是人類智慧的化身，人類所有的優點和缺陷人工智能都會有，如何克服人工智能所必然會沾染的人的缺陷，如暴力、謊言、歧視、偏激、非理性等，需要有前瞻。

二是，人工智能的不可預見性。不可預見性不只是人工智能所需要關注的，而是所有科技發展和項目都存在的，是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必然體現。正如今天的基因修飾或基因剪刀，利用這樣的技術當然可以修改生命、治療疾病，但也可以創造新的生命甚至超人，也可以制造新的疾病。

三是，人工智能的一些特點具有時空累積性，到一定時候才會顯露出來。正如在種植抗草甘膦（抗農達）的轉基因大豆田間，可以大量使用草甘膦除草劑以殺滅雜草，但不會殺死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這種方法固然減輕了農民的勞累程度，但時間一長，使用草甘膦除草劑的地方反而引發了大量耐草甘膦除草劑的雜草，并四處蔓延，同時草甘膦也成為一種致癌物。

當然，最重要的是，憑借人類的經驗和想象，人們最大的擔心和最不愿看到的是，師從人類的人工智能極有可能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并且還可能有人類的情感，屆時，人類將何去何從！

人工智能可能出現的危機不止是這些，但是不必因為有危害就停止發展，而是要慎重發展。至于如何慎重，還得像人類基因組計劃施行之初那樣，要召集各方面的專家，議定全面發展計劃，尤其不能缺失科技倫理和法律方面的專家，而不能只是讓技術專家來決定人工智能的發展和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