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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企業面臨環境污染責任風險

近年來，隨著海外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和海外投資實踐的不斷發展，我國走出去企業正面臨著不同于傳統投資風險的非商業性潛在風險——環境污染責任風險。國際標準化組織ISO26000《社會責任指南》標準規定，環境責任是人類生存和繁榮的前提條件，是組織社會責任的重要方面。這意味環境責任是走出去企業必須堅持履行的社會責任，而環境污染事故頻發所導致的環境責任風險也已成為桎梏海外投資發展的隱形壁壘。環境污染責任風險，是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對企業所在地的生態環境造成污染和破壞，由此遭受的直接損失和所需承擔的法律責任。具有賠付責任重、損害持續時間長的特點。跨國投資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引起全球社會的關注，究其根本，是海外投資的地區和行業分布特征造成了環境污染責任風險的高發性。具體到我國，走出去企業所面臨環境挑戰主要包含以下內容：

其一，行業本身具有高污染性。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行業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2017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顯示，486家樣本企業中投資第二產業的占75%，其中又以能源、礦業、制造、基建等高污染行業為主。其二，東道國的生態環境問題突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大部分為發展中國家。歷史成因使得環境問題由來已久，加之缺乏有效的生態環境監督和保護機制，導致我國走出去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所面臨的環境風險更為巨大。其三，政治因素夸大環境污染的影響。部分企業造成環境污染事故，由于事后處理與賠償不及時，易被政治勢力利用，制造“中國威脅論”、“中國污染轉移論”等輿論，事故影響發酵之下，我國企業往往會面臨非常嚴苛的懲罰和不利后果。

現階段，我國正處于海外投資的快速擴張期，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引導下，大批企業走出國門，布局全球市場。然而，環境污染事故的頻發也使得我國走出去企業遭受嚴重損失。實踐中，企業因環境問題所承擔的風險可分為直接風險與間接風險兩種形態。

環境污染責任風險的兩種表現形態

實踐中，企業因環境污染問題所承擔的風險可分為直接風險與間接風險兩種形態。

（一）直接風險

一方面，企業面臨政府規制風險。當東道國政府認定已經發生的環境污染事故嚴重影響當地生態環境和居民生存時，企業會被采取強制措施暫停生產，所造成達產延誤必然給企業帶來直接的經濟損失。2011年9月，已經開工近兩年、總投資約為36億美元的緬甸密松大壩項目因當地民眾和非政府組織的抗議而被迫叫停，項目半途而廢，給中方造成數十億美元的損失，至今復工無望。2014年3月，中國在秘魯最大的投資項目——特羅莫克銅礦項目也因環境問題被當地政府叫停。此時距離秘魯項目正式建成投產僅僅三個月時間，高達3億元的訴訟賠償訴求和延產造成的收益減損，其損失程度不可不謂之巨大。

另一方面，企業面臨環境訴訟風險。由于國際投資條約賦予了締約國制定環境規制的權力，投資企業要受到東道國根據國際法所制定的相關環境法規的約束。環境污染事故一旦受到東道國的法律判決，企業除支付環境污染修復費用外，還需支付高額罰款與賠償款。例如，首鋼集團在秘魯的Hierro鐵礦，經營20年里因違反當地環保法規先后受到過四次巨額罰款。美國雪佛龍公司也曾因環境污染被投資地厄瓜多爾開出高達95億美元的罰單。除此之外，由于跨國訴訟時間長，成本高，企業一旦進入司法程序，所需支出的訴訟費用同樣不菲。訴訟過程中的前期調查、因果關系證明都涉及高新科技知識和方法的綜合運用，其所需費用往往數目巨大。并且，許多國家為鼓勵環境公益訴訟，對律師費的承擔有著特殊規定，例如，美國《水污染控制法》、《海洋保護法》、《清潔空氣法》中均規定了作為敗訴方的污染者需要承擔勝訴原告的律師費。

（二）間接風險

走出去企業因環境污染所面臨的間接風險，不體現于直接的、具體的財產損失，而是對本企業乃至國家在東道國投資部署和海外聲譽產生不利影響，間接損害我國走出去企業的長遠發展。中國海外投資已經歷過諸多此類事故，2010年中國投資建成的蘇丹麥洛維水電站大壩在當地環境影響評估不合格，導致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水電受到多方指責，在這種輿論影響下，此后多年中國企業在世界修建水電站的行為都被認為缺乏社會與環境成本考慮。

環境污染責任風險的控制與轉移

“一帶一路”戰略客觀上對我國走出去企業的海外投資風險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之目前我國缺乏全面的海外投資環境政策指引和規范，面對緊迫的環境污染責任風險，如何有效控制風險、在風險發生后如何轉移風險變得尤為重要。

保險是企業風險管理的重要途徑。環境污染責任險是以企業發生污染事故對第三者造成的損害依法應承擔的賠償責任為標的的保險。在其運行過程中，企業就可能發生的環境污染責任風險在保險公司投保，一旦發生污染事故，依法應由污染企業承擔賠償責任的，由保險公司按照保險合同的約定進行賠償。2016年3月13日，陜西延長石油管道運輸公司第四分公司志丹野山站輸油管線原油發生泄漏，導致管線駐地周邊環境受到嚴重污染，核定損失180余萬元。該公司于2015年投保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保險公司承擔了絕大部分應由企業承擔的賠償責任，根據保單約定最終賠付170萬元。

2014年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新國十條）鼓勵保險公司發揮經濟補償和風險管理等功能支持“走出去”企業。2017年9月，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等七大機構共同發布了《中國對外投資環境風險管理倡議》，鼓勵在環境高風險領域的對外投資企業積極使用環境責任保險作為環境風險管理的工具，充分發揮保險公司在監督企業降低環境風險、減少環境事故方面的作用。國家的支持表明，未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將為走出去企業擺脫環境事故對投資活動的制約、轉移污染責任風險提供重要保障。

（一）企業投保環境污染責任險的必要性

對于走出去企業來說，目前國內普遍采用的“末端治理”方式并不能有效防止環境事件發生，應當開辟符合國際社會期望的新途徑進行環境污染風險管理，將風險控制貫穿于海外投資的全過程。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環責險已經發展出一套成熟的環境污染風險管理體系，包含事前把關、事中監督、事后補償三個階段。

結合實際來說，保險公司在承保前，開展環境風險排查，掌握企業的環境風險水平；在承保期間，定期排查投保企業的環境風險，并及時向投保企業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或者事故隱患的整改意見；一旦進入到環境污染事故賠償階段，投保環責險能夠借助“大數法則”，分散企業對污染事故的賠付壓力。

運用保險工具，以社會化、市場化途徑解決環境污染損害，在“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環責險在環境污染責任風險的管控與移轉上，毫無疑問能夠發揮關鍵作用。

（二）企業投保環境污染責任險的可行性

我國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目前仍處于探索階段，針對海外投資的環責險產品更是少之又少。然而，多座試點城市的成功經驗表明，環責險在減輕企業污染風險方面能夠發揮巨大作用。環保部政策法規司提供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投保環責險企業1.44萬家次，保費2.84億元；保險公司共提供風險保障金263.73億元，與保費相比，相當于投保企業的風險保障能力擴大近93倍。

無錫是我國最早進行環責險試點工作的城市。自2009年至今，已經發展出一整套較為成熟的環責險承保流程。僅就2011年就承保791家企業，為企業承擔風險限額7.7億元。在試點過程中，江蘇省宜興市某有限公司的鹽酸泄漏污染事故和無錫市某印染有限公司環境污染事故的快速賠付案例充分顯示了環責險在幫助企業進行環境污染責任風險轉移方面的積極作用。

（三）我國走出去企業環境污染責任險制度的前景展望

現階段，我國海外投資保險是由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承保，提供的險種較為單一，據中信保官方網站所列舉的海外投資保險險種，可知當前仍缺少針對海外投資環境污染責任風險的保險產品。《中國對外投資環境風險管理倡議》中，明確表示我國保險機構應該配合“一帶一路”倡議，開發適于對外投資項目的環境責任保險產品。可以預見，未來我國必將盡快完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將環境污染風險納入承保范圍。

具體而言，我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完善，應當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第一，注重走出去企業與內資企業的投資環境的差異，根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生態環境、產業布局及當地法規，設計適合走出去企業的環責險產品；第二，根據國內環責險試點工作的開展情況，結合走出去企業的產業布局，將礦產、能源、制造等高污染、高耗能企業納入強制險范圍，其他企業可以自愿為主；第三，重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環境污染責任的承擔與移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引導國內保險公司與東道國的保險公司聯合承保，以此降低保險公司的運營成本和運營風險。

我國企業走出國門進行海外投資，收益與風險并存。完善的保險制度能為走出去企業保駕護航，在國內大力推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利好環境下，建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設計相關保險產品，助力走出去企業環境污染責任的控制與轉移，勢在必行。